36 刘祥连
刍议小说《纪实与虚构》的悲喜剧交合特色及审美价值
湖南省新化县温塘镇中心学校 刘祥连
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篇重要的实验小说力作，该小说获得第二届人民文学奖，并被台湾《联合报》评为优秀书籍。该小说主要特点是以精神探索为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在小说里，王安忆描绘了两重世界，即平常生活情景的现实中的世界和异常冲突性的想象中的世界。整部小说是生活现实和幻想世界交合时，心灵的深层焦虑与反思的抒发及其绵长的回响，是王安忆审美理想升华的升华，是对两个世界的一种精神实践的审美把握。
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纪实与虚构》中所描绘的现实中的世界。小说在现实中的世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成长中的“我”的女孩形象，主要写了“我”在文革动乱和风暴中的经历、还简略地写了“我”的知青生活、返城工作、爱情家庭生活经历。在现实世界里，“我”生活在一个动乱与纷争交织，传统文化与新生文化相互撞击的动乱年代。在这种年代里，“我”的生活充满期待、焦虑、孤独、寂寞、奔突，“我”对自我力量评价有着沉重的悲观感受，“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动乱的现实成长却难以消除“我”精神上的孤独感，为了减轻与摆脱“我”这个上海“外来户”“无根”的孤独与焦虑，“我”只有在想象世界里自由奔驰、争斗，以此来补偿性地获得想象世界中母系家族英雄在自然状态所拥有的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来看看小说中几个典型人物。一个是“我”的祖母。祖母在小说里是一个可敬与可笑、可爱与可怜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我”过去与现在、成长与寻根关系中关键的一个人物。“我”的母亲的母亲早逝，母亲的父亲的出走，母亲的家道的衰败，祖母与幼小的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流民的生活。为抚育母亲，祖母不得不向势力的亲戚低头求贷；为了抚育母亲，祖孙俩不得不以搭火车为“乐”，祖母还不得不骗了不孝的女儿的贴身丫鬟买了来养母亲。小说最具悲喜剧因素的是祖母的死，她是吃了别人送的人参吃补了而死的，她衰弱的体质承受不了这样强劲的进补，结果在往昔的缅怀之中微笑着“两相情愿”地死去。王安忆这样描述社仑的荣与辱、生与死，就构成了一个悲喜剧因素交合的过程。一个是“我”，从主体意义上来看，王安忆本人的生活历程大体上是和“我”重合的，“我”有着小说家的敏感、多思，也有着上海“外来户”的无根的焦虑，对自我力量评价有沉重的悲观感受。尽管如此，但在生活和人生态度上，“我”并不是悲观的。“我”没有金戈铁马，没有生离死别，也没有家族英雄的壮举，“我”有着焦虑的生存困惑，但“我”在写作小说的想象世界里找到了快乐，并且“我”的这种快乐总是有几个喜剧场面来渲染来陪衬的，而里面的主角是成长中不乏喜剧性的往昔的“我”。
二
小说这种悲喜剧因素的交合，不仅没有破坏我们现实人生的真实性，而且这一种结合使得小说更具有现实的深度与广度，并且也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交流，同时也使得作者自身的创作心理积淀得到了一种提升与超越，使得此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接下来，我们来初步探讨一下小说这种悲喜剧因素的交合下的文本的审美价值。
1、使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读者）的替代性满足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平常因素与异常因素是保持人的审美心理平衡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在战火纷飞、悲剧不断产生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很想看到反映宁静幸福的平常生活的喜剧性文本。而在和平环境生活惯了，人们就爱看反映奇幻情境甚至悲壮类的文本。这里讲的就是美对人心灵的补偿性和滋润性方面的功能。王安忆对两重世界的悲喜剧因素的构建，其实是个体生命要求摆脱紧张、压抑心理障碍，寻求本我的“快乐原则”机会，反叛现实生活环境不合理的反映。既然现实世界使人的情感欲望受阻，那么在想象世界中可以得到补偿、满足和滋养，这种寻求家园性质的过程使得人与现实的冲突得到了某种平衡和替代性的满足，满足了健康人格的需求，提升了生命的价值。
2、更适合反映现实人生中复杂、纷繁、多方位的历史与人生
王安忆创作的《纪实与虚构》与前期单纯悲剧或喜剧式的创作不同，她在《纪实与虚构》里融入了悲喜剧两种因素，在两重世界中把悲喜剧因素融为一体，使得文本反映历史、人生的领域得以拓展，使其更适合反映现实人生中种种复杂、纷繁、多方位的历史与人生，这为其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淀。
3、使创作主体的创作心理积淀有了一种提升与超越
文学的精神性通过鲜活的个性来表达，而鲜活的个性得通过情感的交流才能唤起审美的质感和形象性；文学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情感的交流达到改变某些人对自己的人生的看法，那么它的价值就可以说实现了。而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价值来看，往往愤世嫉俗，偏向人的群体意识与情感，在表现群体意识上较认真、委婉、细腻，情感表露多为曲折含蓄的方式，趋向于描写群体的超前的理想化、甚至诗意化的情感。往往对日常生活的拔高或者形而上学化，给生活和人生镀上一层高雅的神圣的金箔和带贵族化的情感倾向，而掩盖了平凡人生活和人生烦琐、零碎、平庸甚至沉重的真实的一面；而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里，把视角更加关注的世俗中的个体意识，表现自我，并对这种高度物质化下被社会所异化、甚至分裂的意识下的情感进行了直率的大胆表露，并裸露出她们各自真实的人格。王安忆认同了日常因素下的个体情感体验与理解，叛逆了陶渊明式的用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逃避现实，遗世高蹈的传统文化姿态；并且这种情感的表露与某些媚俗小说的取向和结果也是有区别的王安忆在小说里的价值取向是平常因素和异常因素的雅与俗的一种统一，关注着的是大众文化的审美品位。这种创作为她找到了一种忧郁的而又美丽的诗意气质，在这种悲喜剧因素交合的精神实践的世界里，王安忆尽情地演绎自己心理时空的一份精彩，从而实现了其创作心理积淀的一种提升与超越，使她的小说在雅与俗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矫健。
